一、引言

颅内动脉瘤是指脑动脉内腔的局限性异常扩大造成动脉壁的一种瘤状突出，发病率较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介入治疗凭借出血数较小、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成为颅内动脉瘤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但由于大部分病人没有对病情的认识，自身功能日渐下降，再加上长期的痛苦和昂贵的医药费，进而很容易产生压抑、忧虑等消极心态，故深入研究运动恐惧与心理灵活性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二、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的运动恐惧

2.1 运动恐惧的定义与表现

1990年，Kori^[1]提出“运动恐惧”的概念，又称为“恐动症”，定义为“患者由于疼痛伤害的经历使疼痛敏感性增强，惧怕功能锻炼或其他正常的日常活动”。 对于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而言，运动恐惧表现为对恢复过程中增加运动量或参与体力活动的强烈恐惧，担心身体的运动可能导致病情复发或其他并发症。患者常常表现出对走路、上楼梯、伸展身体等日常活动产生焦虑情绪，有时甚至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运动时也会感到不适或紧张。此外，部分患者可能因恐惧而减少或停止运动，而长期不活动可能导致身体机能下降，进一步加重心理负担。运动恐惧的表现不仅局限于身体上的回避行为，还可能伴随情绪上的困扰，如焦虑、抑郁、无助感等，严重影响术后康复的顺利进行。因此，正确识别和评估运动恐惧是康复干预中的重要步骤。

2.2 运动恐惧评估工具

2.2.1 恐动症量表（Tampa Scale of Kinesiophobia,TSK)

Miller^[2]于1991年编制恐动症量表，2012年由胡文^[3]汉化。该量表共包含17个条目，应用Likert 4级评分法，“1=坚决不同意”，“4=强烈同意”其中4、8、12、16条目为反向计分条目，总成绩为17~69分，得分高于37分即表示存在运动恐惧。得分越高，表明运动恐惧的程度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为0.778，重测信度为0.860，可用于调查病人对运动恐惧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并评估评估疼痛、健康、失能等方面的特质。

2.3 运动恐惧的影响因素

2.3.1社会人口学因素

社会人口学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方面因素。与男性相比，女性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运动恐惧，这与女性细腻的情感有一定的相关性^[4]。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对疾病康复知识认识匮乏且对于并发症承担能力较差，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越高，运动恐惧水平越低。

2.3.2疼痛程度

疼痛感越高，运动恐惧水平越高。疼痛作为患者主观层面可实施干预措施的负面体验，当个体患病后，可能会形成一种具有灾难性倾向的认知模式，即认为自身活动量越大，再次遭受损伤的可能性便越高。随着这种认知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存在，患者对于疼痛的恐惧程度会不断加深。在此情形下，无论机体在生理层面是否真实处于疼痛状态，患者均会采取避免运动的行为策略，以降低疾病再次发作的风险。

2.3.3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与运动恐惧呈负相关。不佳的情绪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得到缓冲，患者的心理负担也会相对减轻。来自亲人朋友精神支持、医护人员专业指导支持和社会经济负担支持等各界支撑会提升患者的自尊、安全感、被重视感，让他们面临疾病时不再感觉恐惧无助^[5]。

三、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的心理灵活性

3.1 心理灵活性的理论基础与定义

接纳承诺疗法（ACT）的核心——心理灵活性于1999年首次在书中提出^[6]。心理灵活性代表使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捕捉患者面临疾病困难时所采取的动态的、变化的、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因此心理灵活性也被看作是健康问题和社会功能的基石。心理灵活性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和认知行为疗法（CBT）等心理治疗理论。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强调个体对情绪体验的接纳，以及根据个人核心价值做出行动选择。在ACT的框架下，心理灵活性被定义为个体在情绪困扰和不确定情境中能够采取开放的心态，接纳内心的不安和痛苦，而不是试图逃避或控制这些情绪。通过接纳个体的情感和心理状态，ACT帮助个体在不抵触痛苦的前提下做出实际的行动，使个体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长远来看，ACT更加注重行动的目标和意义，而非一时的情绪反应。对于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而言，ACT可以帮助他们接纳术后恢复中的痛苦和不适，通过实际行动实现康复目标。具体实施步骤包括识别负性情绪、接受而非抵抗这些情绪和制定并执行基于个人价值的行动计划等。预期能达到提升患者心理灵活性，减少因运动恐惧导致的功能障碍的效果。认知行为疗法（CBT）观点是患者的情绪及行为表现受个体的认知方式的影响^[7]，通过对患者认知模式的扭曲问题如对自身状况的过度恐慌或运动的焦虑进行改变，以调节患者的情绪及行为表现，改善患者的康复状态。心理灵活性是在CBT中提出的一种积极的适应性思维方式，强调个体对自身认知方式有意识的察觉并能够进行适当变换，对遇到的某些负性事件或情境引起的负性情绪时应积极进行转换思维、摆脱情绪固着和认知固化，从而使患者能够积极获得更好的康复行为方式。

3.2 心理灵活性评估工具

3.2.1 疼痛患者心理灵活性量表(PIPS)

Wicksell等于2010年开发共12个条目，包括2个维度，即回避维度和融合维度。该量表由Xie^[8]等于2019年汉化，所有条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法，选项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计1~7分。总分为2个维度分数之和，总分12~84分，分数越高表示心理灵活性越差，刻板心理越严重。PIPS汉化版量表在癌痛患者中进行了信效度的确认，Cronbach'sα系数为0.87，回避与认知融合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8与0.74，提示内部一致性好，测量具有良好的精度。

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可以选择应用疼痛患者心理灵活性量表(PIPS)，因为该量表对疼痛患者的针对性可以较好地适用于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可能存在疼痛等情况的患者，且在类似疼痛相关患者群体中验证了较好的信效度，应用方便。

3.2.2接纳与行动问卷第2版(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2nd Edition,AAQ-Ⅱ)

AAQ-Ⅱ由Bond等编制，曹静^[9]等进行汉化及调试，用于评估个体心理灵活性水平。AAQ-Ⅱ由7个条目组成，所有条目均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1分”~“7分”分别代表“从未”~“总是”，总分为7~49分。分数越高代表经验性回避程度越高，心理灵活性越低。

接纳与行动问卷的设计基础是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关注心理灵活性，即个体面对压力和烦恼时依照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灵活调整其思维和行为的有机反应的能力。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可能面临康复功能、疾病复发等一系列问题，而接纳与行动问卷对心理灵活性这一维度的研究需求正好吻合，可评估颅内动脉瘤介入后患者解决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困扰时的心理灵活性。

3.3 心理灵活性影响因素

3.3.1 社会人口学因素

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等方面的因素，相关研究显示，女性群体在疼痛感知维度呈现出较高的敏感性特征，因此女性的心理灵活性普遍低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适应能力逐渐降低。普遍乡村人群文化程度低于城市人群对不良环境的消息相对闭塞，对于心理的疏导的渠道有限，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3.3.2 疾病相关因素

像动脉瘤瘤体大、位置关键的疾病，会增加手术风险与并发症概率，使患者对康复悲观；手术效果差、并发症多，易引发患者焦虑，降低心理调适能力；术后神经功能恢复不佳、出现并发症或复发风险高，会让患者长期担忧恐惧，限制生活工作，进而降低心理灵活性。

3.3.3 症状负担水平

症状负担越高的患者功能障碍越严重，生活自理能力越差，对家人的依赖越深，导致其产生负累家人的想法，进而出现心理痛苦状况;另一方面，症状负担越重的患者会对周遭人际交往、日常活动失去兴趣，不愿与外界进行过多的交流，将自己封闭在家中，负性情绪难以宣泄，进而造成心理痛苦，对此建议医务人员积极跟进患者术后康复进程，采用多元化的康复措施，提高患者肢体功能;同时建立病友交流平台，促进患者间的交流、沟通，降低其社会性疏离程度，缓解心理痛苦状况^[10]。

3.4 心理灵活性在康复中的作用

心理灵活性在术后患者的康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帮助患者更好地接纳和应对情绪波动及身体不适，如疼痛和虚弱。患者能以更理性和平和的态度面对这些挑战，避免负面情绪的积累。此外，心理灵活性增强了患者适应康复过程中变化的能力，使其能够调整认知与行为策略^[11]。例如，面对运动恐惧时，患者能重新评估运动的价值，逐步克服恐惧并增加运动量。更重要的是，心理灵活性提升了患者的康复信心与积极性，使他们专注于长期目标，保持耐心和毅力，从而提高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

四、运动恐惧与心理灵活性之间的关系

李梦诗^[12]等研究表明慢性骨科疼痛患者心理灵活性与运动恐惧相关，运动恐惧得分高者PIPS得分高，且运动恐惧对慢性骨科疼痛患者PIPS的影响最大。还有相关研究^[13]表明LDH患者术后运动恐惧与心理灵活性之间成负相关关系。这与Wicksell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运动恐惧与心理灵活性存在相互影响关系。患者心理灵活性较低代表患者始终以错误的思维对待疾病，使其陷入患病的痛苦中不能自拔，即使进行极其简单的锻炼也始终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甚至逃避。患者伴随着消极心态的同时很难不放大恐惧将疾病灾难化。

明确运动恐惧和心理灵活性的相互关联性，有助于临床开发出符合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实际状况的“身心协同”康复训练方式，如通过提高心理灵活性，以减轻患者由于过分担心复发而引发的运动回避状况；在制定患者个体化运动处方的同时加入心理的评估指标，降低医源性运动恐惧的发生率等。由此可见，研究二者的相关性对临床治疗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目前国内针对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运动恐惧和心理灵活性的相关性研究甚少，我们今后可考虑通过克服患者的运动恐惧，早期识别运动恐惧症且进行有效干预，从而有效提高心理灵活性并对二者进行深入的相关性分析。

五、小结

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的运动恐惧与心理灵活性是贯穿整个康复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运动恐惧可通过TSK量表量化，其高发与女性、高龄、低教育水平及疼痛感知增强显著相关；心理灵活性则可通过PIPS和AAQ-Ⅱ评估，受疾病严重性、社会支持及个体认知模式影响。二者交互作用显著，低心理灵活性加剧运动恐惧，而运动恐惧进一步削弱患者的行为适应能力，形成“认知-行为”双重困境。未来研究需突破以下局限：一是扩大样本范围，涵盖不同病程阶段、手术效果及社会背景的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以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二是开发适合中国国情及文化背景的评估工具，融合中医康复理念，构建针对性的运动与心理干预模型；三是深入全面进行颅内动脉瘤介入术后患者运动恐惧与心理灵活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揭示其在康复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机制。在临床实践中，亟需建立“身心共治”的多学科协作模式，通过早期筛查高风险患者、定制个性化康复计划，实现生理功能与心理韧性的同步提升。唯有深化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化，方能推动颅内动脉瘤术后康复从传统的“疾病管理”向更加全面的“全人健康”的范式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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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iller, Robert P. et al. “The Tampa Scale: a Measure of Kinisophobia.” The Clinical Journal of Pain 7 (199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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