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 embolism,VTE）是指静脉内的血液异常凝固，导致血管局部或者全部堵塞，使其余血液难以顺利通过血管腔。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及中心静脉导管相关性血栓等。

恶性肿瘤患者VTE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发病率为4%-20%^[1]，约为非肿瘤患者的4倍。血液系统恶性肿瘤（HM）患者的VTE风险与实体瘤相当或更高，约20%在病程中发生VTE^[2-3]，VTE已成为仅次于肿瘤本身的第二大死因^[4]。当前西医抗凝存在并发症多、费用高与禁忌限制，中医药以活血化瘀、益气养血等法在改善症状、降低风险方面具独特优势。中西医结合治疗展现潜力，本文综述其发病机制与防治策略，为临床提供参考。

1对血液肿瘤发生VTE的认识

1.1西医认识

VTE的形成遵循Virchow提出的血栓三要素理论，涉及血流状态改变、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及血液高凝状态的共同作用^［5］。在血流状态改变方面，患者可因白细胞淤滞、长期卧床等导致血流缓慢，形成静脉瘀滞；同时，多种并发症或血管受压使血小板与血管壁接触增加，促进其粘附并激活凝血因子，加速凝血过程^［6］。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常由化疗药物、中心静脉置管或炎症因子等引起^［7］，内皮破损后暴露胶原纤维，进而激活内外源性凝血系统^［6］。血液高凝状态则与部分化疗药物成分相关，如糖皮质激素可改变凝血因子与纤溶指标，左旋门冬酰胺酶则通过影响抗凝血酶（AT）合成，共同增加血栓风险^［8］。此外，肿瘤细胞释放的组织因子微粒（TF+MPs）在高凝状态中亦发挥关键作用，其水平升高提示血栓发生风险显著提升^［9-10］。

1.2中医认识

在中医理论中，VTE属“脉痹”“瘀血流注”等范畴^[11]，核心病机为血脉痹阻。古籍多指出气血凝滞、脉道阻塞可致肿痛，如《素问》言“血凝而不流”，《血证论》称“瘀血流注……乃血变成水”。本病由经脉壅滞引发肢体肿胀，终成深静脉血栓^[12]。陈威等^[13]据此提出“肺血痹”之名，强调其“形成于血，痹阻于脉，病位在肺”的病机特点。

不同血液肿瘤所致血瘀证，多以因虚致实为共性，然具体病种在虚实转化中各有特点。以多发性骨髓瘤为例，其血瘀证具备“本虚标实”之病理特点：一则因肾精亏虚、髓海不足，致气血生化乏源，加剧病理产物堆积，形成恶性循环；二则因痰浊、毒邪、寒凝等实邪积聚，进一步损伤脾肾，加重正虚。本病虚实夹杂，总以虚、痰、瘀、毒四大病理环节相互交织为要，多位学者在其临床研究与文献中对此均有论证^[14]。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MDS）其病理本质在于脾肾两虚，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调养失当，肾精亏耗、脾运失司，气血化生无源，疾病早期表现为气血阴阳俱损，随时间推移，“久病入络”导致瘀毒内结，而瘀血、热毒等病理产物又进一步阻滞骨髓生血，形成“因虚致实、虚实相兼”的恶性循环，瘀毒互结于髓海，加剧造血功能失调^[15]。

多发性骨髓瘤周围神经病变属于“痹证”范畴，病机特点可概括为“正虚邪实”，主要是由于肾精亏虚，痰瘀毒结，累及筋脉。当代中医^[16]认为与肝、脾、肾三脏功能失常相关，瘀血阻络为关键病机，二者相互影响，形成"虚中夹实"的局面。其病机过程可以概括为：耗伤气血致筋脉失于濡养；损伤中焦使运化失职；阻滞气机致津液代谢紊乱。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的中医病机可归纳为“痰、毒、瘀、虚”四要素，其中痰湿凝聚为核心。本病呈现本虚标实的特点，证候演变亦遵循由虚致实的规律：初期正气不足，渐次出现寒痰凝滞、气滞痰阻，最终形成痰瘀毒结、正虚邪恋。本病古称“痰核”。在地域方面西北地区寒邪易伤阳气，易形成寒痰证候。在病机变化过程中，气滞、血瘀、毒蕴相互影响：气滞则血瘀，血瘀则痰凝，久则化毒，形成恶性循环。瘀血既是病理产物，又可阻碍气机，进一步加重病情。治疗上早期宜温化痰湿，中期宜化痰祛瘀解毒，后期当扶正祛邪同时进行^[17]。

1.3在实验室指标上的血瘀证

根据临床辨证与实验室指标对照分析，血瘀证与特定实验室检测结果之间呈现出明确的相关性。晚期实体瘤患者常见的高凝状态与中医血瘀证具有高度相似性，研究证实实体瘤血瘀证患者的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及D-二聚体水平呈现特征性升高^[18]。现代机制研究进一步表明，血液肿瘤细胞通过释放促凝物质、损伤血管内皮等途径诱发凝血功能紊乱，实验室可见D-二聚体等指标异常上升。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ISSⅢ期病例血瘀证发生率高达87%，且与体能状态下降呈正相关。化疗药物可加剧血瘀证临床表现，尤其在合并周围神经病变时，“瘀阻络脉”证候表现尤为突出^[19]。

2血液肿瘤VTE的治疗

2.1西医治疗

当前临床实践中，西医抗凝治疗的实施建立在多维度评估基础上，需综合考虑血栓再发风险、出血潜在可能、药物间相互作用以及患者合并疾病等因素。整个治疗过程要求患者积极配合，并建立系统化监测机制，以便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方案与剂量，在有效预防血栓的同时，将出血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20]。

静脉血栓栓塞的预防措施主要分为物理干预和化学干预两类。物理干预通过使用弹力袜、间歇充气加压装置等器械，改善下肢静脉血流动力学状态，从而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21]。化学干预则以抗凝药物治疗为核心，临床常用药物包括传统维生素K拮抗剂、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和直接口服抗凝剂（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DOACs）三类。低分子肝素通过特异性抑制Xa因子活性，在深静脉血栓防治、急性冠脉综合征治疗以及妊娠期血栓预防等多个临床领域广泛应用，其中依诺肝素和达肝素因抗凝效果显著成为常用药物。DOACs则通过选择性抑制Xa因子，在术后血栓预防、深静脉血栓治疗、肝素相关血小板减少症及急性缺血性卒中等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1]。

尽管既往临床指南将低分子肝素作为标准治疗方案，但近年研究发现DOACs在特定肿瘤患者中展现出同等优异的治疗效果，且在用药便捷性和安全性方面更具优势。在特殊人群用药方面，达肝素已获准用于儿童血栓治疗，达比加群也可应用于青少年患者^[22]。

临床推荐采用Khorana评分系统进行血栓风险评估，当评分≥2分时应考虑启动预防性抗凝治疗，首选LMWH或DOACs。对于确诊VTE的患者，建议维持至少6个月的抗凝疗程，在此期间需根据血小板计数动态调整剂量：血小板低于25×10⁹/L时暂停抗凝，25-50×10⁹/L范围内适当减量，高于50×10⁹/L则可给予标准剂量。特殊人群如妊娠期患者建议选用LMWH，肾功能损害患者则需依据肌酐清除率调整用药^[23]。

值得注意的是，以低分子肝素为代表的抗凝方案虽疗效确切，但仍面临出血并发症等局限。近年研究表明，中医治疗手段如针刺、艾灸及中药等凭借多靶点、多途径的作用特点，在改善血液流变学特性、抑制血小板活化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基于天然药物和非药物疗法的整体调节理念与辨证论治原则，中医治疗不仅具有良好的预防效果，还能缓解常规抗凝药物的部分不良反应，为临床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24]。

2.2中医治疗

2.2.1针刺治疗

针刺作为中医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刺激特定穴位疏通经络、调节气血脏腑，在预防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方面具有良好效果，联合治疗尤佳。其机制涉及调节血管活性物质、改善微循环、减轻氧化损伤等。早期针刺可提升组织灌注，改善神经功能，该作用可能与抑制炎症、优化血液流变学、保护血管内皮等多途径相关^[25]。此外，针刺对气虚血瘀、痰浊闭阻等证亦能改善症状、提升功能。

2.2.2艾灸疗法

艾灸疗法借助艾条或艾柱的温热刺激穴位，发挥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之效，尤宜于血脉瘀阻及寒凝型患者。其机制涉及调节自主神经、改善动脉血流、促进炎症介质清除及增强抗氧化能力等。温针灸结合针刺与艾灸，刺激背俞穴与督脉穴，可协同行气活血、改善供血、调节血流变并促进血管修复，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是血瘀证治疗的重要补充。上述疗效与艾灸调节炎症因子、改善微循环等多靶点机制密切相关^[26]。

2.2.3中药治疗

中药在预防深静脉血栓（DVT）方面疗效显著。研究表明，加味桃红四物汤可改善血液高凝状态，补阳还五汤能降低肌间静脉血栓发生率，补中益气汤有助于减轻患肢肿胀^［27］。梁倩倩^［36］的临床试验显示，消癌平注射剂联合化疗可调节肿瘤患者异常纤维蛋白原水平。赵玲俊^［28］研究发现，丹参川芎嗪联合化疗能降低进展期胃癌患者促凝指标，并有效预防脑栓塞、肺栓塞及DVT发生。王辰男^［29］通过观察40例恶性肿瘤患者，证实大株红景天注射液能改善高凝状态并降低血浆粘度。另有研究指出，灯盏细辛注射液具有扩张血管、抗血小板聚集、增强纤溶活性及降低纤维蛋白原等作用，从而抑制血栓形成、改善血液高凝状态^［30］。上述结果表明，活血化瘀类方剂联合抗凝药物使用，有助于改善凝血功能。

3小结

近年来，血液肿瘤抗凝治疗不断进展，西医抗凝药物与中医针刺、艾灸及中药的整体调节、辨证论治形成良好互补。新型口服抗凝药提升了治疗的安全性与便捷性，而中医药为患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中西医结合方案展现出独特优势，有助于降低高凝状态发生率，并改善患者生活与生存质量。然而，中医辨证的精准性及中西医结合个体化方案的优化，仍需更多临床实践与理论探索予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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