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R541.7+6

前言：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成为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改善心肌缺血症状，显著降低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然而，术后再狭窄仍是影响远期疗效的主要问题之一，限制了其临床获益。再狭窄的发生机制复杂，涉及内膜增生、慢性炎症反应及个体代谢异常等多个方面。明确其危险因素对于优化干预策略、提升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在我院心内科首次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冠心病患者312例，所有病例均符合《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指南（2019年修订版）》中所列诊断标准。纳入标准包括：年龄在35至80岁之间，经冠状动脉造影证实存在至少一处≥70%狭窄病变，行药物洗脱支架植入术，术后随访≥12个月，资料完整。排除标准为：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行急诊PCI者、既往冠脉搭桥术史、合并恶性肿瘤、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依照一致化的诊疗流程接受术前、术中及术后管理。根据术后12个月冠状动脉造影复查结果是否存在再狭窄（定义为支架内或边缘20mm内狭窄率≥50%）分为再狭窄组86例与非再狭窄组226例。两组在年龄、性别及体重指数等一般特征方面差异均不显著（P>0.05），提示两组患者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1.2 方法

（1）术前评估：所有患者入院后常规完善心电图、心脏超声、冠状动脉造影及血液生化检查，明确病变范围与解剖结构，制定个体化介入方案。

（2）介入操作：在明确靶病变前，先采用标准Seldinger方法经桡动脉或股动脉途径置入鞘管后行冠状动脉造影，根据病变长度、血管直径及病变性质选择相应规格的药物洗脱支架，行球囊预扩张及后扩张，手术过程中尽量确保支架充分覆盖病变部位并与血管壁紧密贴合，术后联合应用氯吡格雷及阿司匹林进行双重抗血小板治疗，疗程不少于12个月。

（3）术后管理与随访：住院期间监测心肌酶谱、动态心电图及肾功能，出院后每3个月随访一次，评估心绞痛症状、运动耐量、药物依从性等，12个月后行冠状动脉造影评估再狭窄情况。

1.3 观察指标

（1）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吸烟史、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基础特征，反映患者基础代谢状态与心血管危险背景。

（2）术中相关指标：统计病变血管数目、病变类型（如分叉病变、慢性闭塞病变）、支架长度、支架直径等操作相关因素，以评估术式本身对再狭窄的影响。

（3）实验室指标：获取患者术前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等代谢指标，并分析代谢控制状况与再狭窄发生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冠心病患者312例，其中再狭窄组86例，非再狭窄组226例，术后12个月行冠状动脉造影复查。比较两组间的临床基本特征、术中操作因素及实验室代谢指标，发现部分变量与再狭窄发生具有统计学差异，具体结果如下：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注：糖尿病在再狭窄组中显著多见，为其可能危险因素（P=0.002）。

表2  两组患者术中相关指标比较

注：多支病变、支架较长及较小直径在再狭窄组中更常见，具有统计学差异。

表3  两组患者术前实验室代谢指标比较

注：与未再狭窄组相比，再狭窄组患者的HbA1c及空腹血糖水平均显著偏高，提示代谢控制不良与再狭窄的发生密切相关。

表4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糖尿病、HbA1c水平升高、较长的支架长度以及较小的支架直径均为PCI术后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再狭窄组与非再狭窄组在多项指标上存在统计学差异，提示多种临床、术中及代谢相关因素可能参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发生机制，表1对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特征进行了比较，包括性别、年龄、体质指数及吸烟史等常见因素，未发现统计学差异（P>0.05），提示这些基础变量在本研究人群中可能不是决定再狭窄发生的核心因素。但糖尿病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再狭窄组中糖尿病患者比例为54.7%，远高于非再狭窄组的31.9%，P=0.002，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糖尿病是一类以长期血糖水平升高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长期高血糖状态可引发内皮功能障碍、炎症反应增强、血管平滑肌细胞迁移与增殖等一系列病理过程，在支架植入后容易引起内膜过度增生，从而增加再狭窄的风险^[1]。这一发现与既往文献报道相符，也提示临床中对于糖尿病患者接受PCI治疗后应加强代谢管理及再狭窄监测^[2]。

表2集中展示了术中相关参数的比较，包括多支病变、支架参数以及病变类型等，多支病变在再狭窄组中占比45.3%，高于非再狭窄组的27.0%，P=0.008，提示血管病变范围越广泛，术后再狭窄风险越高，多支病变往往代表病变血管负荷较重，可能需要较多的支架植入，延长操作时间，导致术后局部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易诱发慢性炎症状态，从而促发内膜增生和血管重构。基于此支架长度与直径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再狭窄组中支架平均长度为30.6±6.3mm，显著长于非再狭窄组的27.2±5.7mm，P=0.014；支架直径为2.72±0.28mm，显著小于非再狭窄组的2.85±0.33mm，P=0.020。这提示长支架和小直径支架可能为术后再狭窄的技术性危险因素。较长的支架覆盖范围更广，受损血管段更多，导致内膜修复时间延长；而小直径支架可能引起血流动力学紊乱，增加血栓形成与炎症激活的概率^[3]。虽然分叉病变在两组中也有一定差异，但在本研究中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P=0.157），提示其影响可能有限，或需更大样本进一步验证。从临床实践角度看，支架长度与直径的选择不仅依赖病变本身解剖学特征，还与术者经验和操作习惯密切相关，所以在复杂病变或多支病变患者中，对精准评估病变范围、合理规划支架植入策略以及避免不必要的长支架或过细支架使用的重视更应加强。

表3探讨了代谢指标在两组中的差异，发现空腹血糖及HbA1c在再狭窄组中明显升高，分别为6.84±1.43mmol/L与7.92±1.23%，均显著高于非再狭窄组的6.18±1.27mmol/L与6.78±1.01%，P值均小于0.001，提示术前糖代谢紊乱在再狭窄发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糖化血红蛋白作为反映近2-3个月平均血糖水平的稳定指标，其升高不仅反映出持续高血糖的状态，也提示患者可能存在胰岛素抵抗、低度炎症反应等，进而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加剧局部炎症反应和组织修复障碍，诱发支架内新生内膜组织过度增生，形成再狭窄。LDL-C虽在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71），但再狭窄组数值略高，仍可能具备一定临床相关性，高LDL-C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密切相关，可能根据局部脂质沉积和氧化应激反应参与再狭窄过程^[4]。在临床意义上，对于接受PCI治疗尤其是合并糖尿病或存在血糖控制不良的患者，除常规使用口服降糖药物或胰岛素治疗外，将加强围手术期及长期随访中的血糖监测与干预，实施个体化血糖管理策略及生活方式干预（如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也至关重要。

由表4可见，糖尿病、HbA1c≥7.0%、支架长度≥28 mm以及支架直径≤2.75 mm均被证实是PCI术后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其中HbA1c≥7.0%风险最高（OR=3.21），提示糖代谢控制不良是重要促发因素，长支架（OR=2.05）与小直径支架（OR=1.98）显著增加再狭窄概率，反映术中参数选择对预后影响较大。糖尿病亦为独立风险因子（OR=2.63），强调其病理基础在再狭窄机制中的关键作用，结果与单因素分析一致，表明术前代谢状态与术中操作共同决定再狭窄风险^[5]。临床中应注重血糖控制，合理选择支架规格并加强术后随访，由于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设计，仍需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证实。

参考文献：

[1]张粉丽,张永超. 血清PDCD5､ADAMTS13对冠心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心肌损伤的诊断价值[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25,46(12):1508-1513.

[2]牛珂,付蓉蓉,张亚娟. 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心力衰竭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25,27(03):396-399.

[3]王琴. 护患协同护理措施对急性心肌梗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患者的影响研究[J].基层医学论坛,2025,29(18):125-127,131.

[4]廖莹,曹怀泽,王世巧,等. MCE定量分析在冠心病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心肌微循环障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J].重庆医学,2025,54(06):1377-1381.

[5]张慧,王黎,上官海娟,等. 基于心脏磁共振评估的冠状动脉微血管阻塞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预后的临床研究[J].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2025,33(06):327-333.

作者简介：朱路勇（1996—），男，安徽泾县人，硕士，住院医师，研究方向为心力衰竭、冠心病、心律失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