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旴江医者从医之因，何朝晖等人在《旴江医学研究》中有过探讨，但其研究更关注旴江医家“成才规律”的共性因素，并未对他们习医具体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不过仍然有借鉴的内容，比如其中提到：出身世医之家的耳濡目染；亲人患病而立志学习钻研医学；科举不顺利而投身医学；仰慕医学的魅力；家境贫穷迫于生计而习医。

此外有探讨明清医者从医原因的文章，如王文景对《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明代九百多位名医的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得出“家学渊源最多，科举不就次之，因疾病等其他原因最少”的结论。

笔者通过整理旴江医者群体的资料，发现出身医学世家而习医、举业不售而弃儒从医、遭遇疾病因而学医这三点是其习医最常见的原因，但仍然有其他原因。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原因并非完全独立的，影响时人习医的因素有时是彼此联结的，比如很多世医家族中的子弟因科举不顺而继承家业，他们既会受到家族医学积累的优势且有长辈行医的耳濡目染，又因为举业不中这一事实从而弃儒从医，这种例子颇多，古代江西名医龚廷贤与谢星焕皆是如此；又比如南丰名医徐亮习医不仅因为“屡试不售”还有“家益贫”，而且因为“得疾三载”，于是向南昌人黄淇园拜师习医。下面将以旴江医者的具体例子分别论述其从医原因。

一、前代为医，继承家业

由于医学知识固有的专业特性，“家庭、氏族及家庭是传递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主要管道”。不管是父子相传或是叔侄相传，既然家中有懂医并因此谋生的医者，有些甚至是几代相承的世医，那么由家中后代继承父祖之业而习医就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习医从医一定是受家庭业医的影响。如广昌县的王应试，他“家学代传，业岐黄术，识见高明”，因其家医学“已传五世”，以至于“伤寒独步，活人无算”；明代金溪名医龚廷贤，其父是太医院御医龚信，龚廷贤早年因习儒弗效，慨然谓：“古良医济世，功与良相等，况世其家乎？”遂博考古方书，凭借家传经验与自身努力，终成一时名医；清代金溪人王岩，“父业医，岩兄弟俱以医世其家”，时人文集中也有记载，“君尊人精医，故君之医有家传”；南丰县姜璜，“得先世秘传，以医著称”，当时知县赠诗，有“传家本草经能著，活国磻溪隐待征”之句。以上是表述稍微具体的案例，而在旴江流域府县方志关于医者的记载中，结尾不乏“子某，亦以医名”或“子某，能世其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但由此可见受家庭业医影响而习医是旴江医者从医的重要原因。

二、科举不顺，弃举从医

中医经典理解难度颇高，若想通医、精医需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想成为名医则更加困难，需要翻阅、研习大量的医书，比如清代宜黄名医黄宫绣便“自《内经》以下，凡专门名家之书，不啻汗牛充栋，而无不博考，以会其变通，采摭以收其粹美。”即便明清时期不乏方便习医的入门教科书，如旴江名医李梴和龚廷贤都写过这种入门书，前者的《医学入门》与后者的《万病回春》皆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仅靠入门书只能成为“小医”，若要成为名医，不仅要每日研读医经，而且还要读儒家经典。可见从医的门槛并不低，需要时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由于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压力极大，每次考试必有大量士子落榜，儒生在屡试不第后，不仅对科举事业会产生失望感，而且也面临着生活压力，遂选择弃举从医。又有些士子因家贫、困于生计，难以支撑其继续考试；又有些儒生因自己或家人生病不得不放弃儒业而从医。他们既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也对儒家经典颇为熟悉，又由于古人多认为医学与儒学有互通之处，于是明清时期很多科举不顺的儒生会选择业医。且相比民间的草泽铃医，这些落第书生一旦习医，对医理的理解会更深，在治病救人时更具有优势，所以弃举从医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上文提到徐亮和龚廷贤都是因“屡试不售”而弃举从医，再如郑士纯，“屡试乡闱不售，丁艰哀毁，遂多疾，究心岐黄”；临川县祝星霞，“幼习举子业，屡试不售，乃究心岐黄之术”，谓“是亦是以济人”，可见落榜士子确实会为了“济人”而业医。乐安县李树敏便因亲人生病需要侍亲而弃举从医，“因父病，而精究方脉”，竟医好父之病，“遂弃儒习医，施药活人”；而丁化则是因为自身患病而从医，“因苦读，得失血症，几不瘳，乃学岐黄”。因家贫为了谋生，遂放弃科举而从医，如周世倬“幼业儒，应童试冠军，家贫因废学，工岐黄术” 。还有其他因素让儒生弃举从医，如邱中鸾，“世业儒”，因其师“穷老且病”，为师“供药饵”，在老师死后，为其殓殡，或许因失去老师而厌倦儒业，又或许在服侍老师的过程中习得些许医理，最终“去儒业医，卖药于市”。

三、家境贫困，习医谋生

家贫是很多儒生弃举从医的原因，而家境贫困的现实意味着人们需要选择谋生之举，而从医便是很多人的选择。由于医者治病救人的天职，若医术足够，维持生计不是难事。从医济人以自活便成了很多人选择从医的理由。金溪人何一蜚，清康熙朝举人，授山东东阿知县。后“解组归，家计萧然，素精医术，恒倚以自给。官员辞官回乡后尚能依靠医术以自给，那么业医以纾解贫困从而谋生并非不可能。

如闻而行，“家贫，业医以养母”；而名医曾鼎也困于家贫，“幼习举艺，后以家贫，理父业”。甚至有女人因家贫而习医，如临川县的陈氏，“年二十五守节，家极贫，以针指资生，又得医家口传，救活乡里小儿无算”。

四、亲人患疾，学医自救

正如上文弃儒从医的原因中所提到的，很多士子会因为自己或至亲患病而放弃举业。影响时人习医的原因之一便是自身及亲人遭遇疾病，为了得到成功救治，而不得不奋起学医，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如王湛，“因父病膈食，乃研究医理”；周绍武，“因父病习岐黄，后任医学”；刘锴，因“母有足疾”，于是“日夜究草木药石性所宜”，后“母足疾顿愈，遂以医名于世”；孔毓礼，“以父母疾习医，既淡于应举，乃专为之，其道大精，全活甚众”；黄锡褑，“初不知医，以兄与弟先后婴疾，朝夕事方医，遂精其术”；邹大麟，“体孱弱，养疴狮石书舍，因习岐黄之术”。诸如此类，都说明旴江流域很多医者会因为自己或父母兄弟患疾病而习医的例子，很多人也因此精通医术，化解所遇疾厄，甚至造福一方。

五、朝代更迭，业医不仕

当朝代发生更迭时，容易发生前朝遗民尤其是士人从事医学的转向。陈元朋在《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中便对美国学者Robert P.Hymes关于宋元改朝时江西抚州“士大夫习医”现象的问题进行探讨，两宋士大夫苦于在异族统治下入仕无门，只好选择“为医”作为折中。业医不仕成为很多士人应世的方法。刘小朦《医与文，仕与隐——明初吴中医者之形象与社会网络》一文指出在元末明初的政治环境下，也同样有类似的现象，很多吴中士人选择隐逸而业医。明清鼎革的背景与之类似，很多对明代怀有感情的遗民选择逃避世事，拒不仕清，又因国家形势和身体疾病之间相互隐喻，很多医者便因此而学医。

如明末抚州金溪县黄履和，年少时与邻村蔡国用相契，后蔡国用“位跻太保”，而黄履和却“落拓不遇见”，明末乱世，流贼肆扰，兵荒叠至，“知天下事不可为，遂绝意进取。筑书室，数楹诗酒自娱。文恪致柬招之，不往。”晚年精岐黄，慨然曰：“士君子生逢坎壈，上不能为良相司燮理，下亦当为良医起沉疴，徙碌碌了此生，非夫也。” 南丰县的邓观也相似，他“偃蹇不遇”，在参加完崇祯壬午（1642年）乡试后，叹曰：“文气如此，国祚其弗永乎？”于是绝意进取。“观于书无所不窥，而得力在于易；诸技能莫不解，而医学为精。”建昌新城县的吴之才，“少习举子业，有名于时。明末序当贡弃，诸生服不就，谢绝世务，以医术终其身。”可见当政局变换、王朝更迭时，很多前朝士人会因此绝意进取而转向求习医学。

六、理想追求，救济天下

继承家业而习医，或因家境贫困而习医，两者都是为了生计；因遭遇疾病而习医，是为了救命；因朝代变换绝意进取而习医，是为了逃避。同时，还有很多从医者只是因为单纯爱好医学而习医，儒家“济世”思想以及“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口号，更使很多儒生有兼济天下的追求，于是很多人便为了救天下病者为己任的理想而习医。

如监生杨纪任，“读书自好，尝制药饵以济人。”赵宜桂“少贫，弃学习贾，家稍裕，即以济人为事，遂通医术”。有时医者甚至不收谢金，如监生陈清远，“幼喜读医书，遂精其术”。后在云南行医，有求治病者皆立愈，然而谢之金却不受，曰：“吾业贾，幸获裕，姑以此术随时济人可矣。”无独有偶，同为临川县的黄钟秀，“好医术，有求者往辄应，”但是病家给报酬他也不接受，他认为“吾志在活人，非牟利也。”由此可见仍有一些从医者并不羡报酬与功名，只是因为自身救济天下的理想而志于医。

结语

明清时期旴江流域医学发达，良医辈出，流域区域府县方志与文人文集中记载了颇多旴江医者的事迹，通过对这些史料的整理分析，可以归纳、理解旴江医者从医的原因，大致可分为继承家业、科举不顺、家境贫困、遭遇疾厄、隐医不仕、个人追求六种原因。旴江医者们通过因为这些原因而习医从医，为地区百姓的生命健康奉献一生，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医疗史的内容。